“界别是人民政协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组织基础，是人民政协区别于其他政治组织的显著特征，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有效途径和重要载体。”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
来自朝阳区芳草地国际学校的刘飞委员是本届市政协329名新成员之一，他一直想写一份“关于在天气预报节目中设立学生户外锻炼指数”的提案，需要大量的科学数据支撑。但作为一名普通的教育工作者，想要获得这些数据十分困难。“要是能和其他教育界委员一起形成界别提案就好了。”刘飞迫切地希望能够找到“牵头人”。
刘飞委员遇到的情况并非个案，引起了市政协的高度重视。近日，市政协主席吉林提出，要建立界别召集人制度，注重发挥召集人作用，把界别组织起来，联系群众、收集民意、反映情况。
市政协人事联络室副主任李莹介绍，按照初步的设想，每个界别将选择一名或若干名在本界别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影响力、热心政协工作、参政议政能力强的委员作为界别召集人，负责联系本界别委员，牵头开展本界别活动。李莹打了个比喻，一个界别就像学校的一个班集体，界别召集人就好比这个班的班长。目前，相关制度设计正在论证和讨论之中。根据规划，市政协现有的32个界别都将设立召集人。
设立界别召集人也是实际工作的需要。随着社会发展的多元化，热点问题不断涌现，委员们把目光更多地放在了跨领域、跨界别的问题上。今年市政协全会审查立案的1055件提案中，共有703件提案需要多个部门联合办理，占总提案数的67%，跨界别、跨领域现象明显高于往年水平。交通、、社会保障等是近几年委员关注的重点领域。“单打独斗已经越来越难，更多的需要协同作战。”一位老政协委员深有感触。
从目前看，政协委员在市政协参加的活动可分为三类，除了每年的政协全会、常委会会议等全体活动外，委员们还将被分配到9个专委会参加专委会组织的活动，此外就是各界别根据自身特点组织的界别活动。本届市政协761名委员共分为32个界别，每个界别都代表了一个行业、群体或阶层。“政协委员深深扎根于各界群众当中，界别活动就是委员直接反映所代表群体、阶层呼声和诉求的活动，也是人民政协最具代表性的活动形式。”市政协副秘书长宗朋介绍。
毋庸讳言，相较于政协的其他工作，界别工作仍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各界别活动开展程度不一，来自界别的声音还不强。“这就更需要从制度层面进行引导。”市政协相关负责人坦言。
事实上，近几年，市政协一直在进行界别工作的探索，打造了主题活动、民主监督组、专题论坛等彰显不同界别个性特点的履职品牌，相关专委会也创造了发挥界别作用的模式，为界别工作体系建立积累了经验，提供了范本。“我们希望通过打造‘界别召集人’制度，推动界别活动百花齐放。”李莹说。
社法委：界别活动的一个样本
小组构成
“混搭”出的信息优势
6月3日上午9时半，市政协委员、北京易行律师事务所主任刘凝的手机收到一条短信：“6月份工作早知道”。发信人是社法委办公室，内容是社法委6月份的活动安排。看到6月7日上午安排青少年、妇女儿童、法律工作小组委员视察未成年人管教所时，刘凝在办公桌的台历上做了个记录。
法律工作小组是社法委结合界别特点和工作需要设立的7个小组之一，刘凝是法律工作小组的副组长。按照设置，每个小组有一正三副4名“召集人”（又称组长）。召集人负责组织本组成员讨论商议本年度的小组活动内容，确定后与社法委驻会领导班子定期碰头，对选题进行二次论证。
法律工作小组的组成有着自身特点，就是来源广泛，26名成员分别来自16个界别，界别数量占到了市政协32个界别的一半。这种情况源于两方面原因：客观方面，政协界别设置中没有法律界，法律工作者“散落”在各个界别之中。主观上，社法委希望不同界别委员“混搭”产生积极效果。
法律工作小组成员有律师、教授、政法机关人员，还有和法律相关的从业人员。其中，小组近一半的成员都在其他专委会里参加活动，个别的甚至还担任了一定职务，“这本身就是一种信息优势。”市政协相关负责人打了个比方，每位组员好比是一台个人电脑，独立承担着信息采集、运算、结论等职责，为所在的界别、专委会等提供服务和帮助，同时也在进行数据采集。当法律小组进行活动时，各台电脑就通过数据线组成一台“超级电脑”实现数据共享，为同一个项目提供综合服务。“不同电脑都有各自的信息库和运算方式，数据共享使得运算更扎实精确，结论也就更全面、科学。”
事实上，社法委7个小组都不是按照单一界别设置，而是采取人员“混搭”，以一个界别为主，辅以其他界别的委员，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联合选题
让众口不再难调
设立界别工作小组是社法委的一项传统，始于九届市政协。从最初的工会和妇女儿童2个组发展到现在，社法委一共有工会、妇女儿童、青少年、社会建设、法律、社会保障和提案7个小组，汇集了154名政协委员，占到了市政协委员人数的五分之一。
建立小组有两个好处：一是化整为零，方便开展界别活动，每个委员都有兴趣偏好和研究方向，一勺烩的“大活动”容易导致众口难调。小范围活动针对性更强，委员参与热情更高。据介绍，上届市政协期间，有20多名其他专委会的委员主动找到社法委，希望参加相关小组的活动。在活动参与设置中，为了激发委员的参与积极性，每位委员可以同时报2个组的活动，“东边不亮西边亮”，避免发生委员“潜水”现象。二是能够产生更强的凝聚力，增强界别意识。每个组有30名委员左右，通常是一个界别或一个项目，相同或相似的工作经历让大伙儿开会说的、想的都是同一件事或话题，共鸣性更强，“头脑风暴”的效果也更好。
“委员是从界别推荐产生的，他们通过积极活动为本界别排忧解难，提出诉求。我们设置小组就是为了更好地引导他们活动。”社法委主任吴玉华说，每个小组都是一个子系统，7个组共同搭建了一个开放式平台，通过这个平台能够形成项目、组员等多种自由组合，灵活机动。
由于社会不断发展，诉求日趋多元化，使得跨界别、跨领域的提案和项目不断增多，开放式平台的作用也越来越彰显。通过平台的定期碰头会能够避免小组之间的重复研究，有些跨界别选题还可以“合并同类项”，由多个组共同完成，或者根据需要抽调不同界别委员进行临时组合。
例如今年社法委承担的“关于在本市实行居住证制度”的调研工作，“这种宏观课题涉及面广，光靠法律工作小组一个组调研得出结论困难较大，所以就采取几个组共同承担。从以往经验来看，几个组‘混搭’能够事半功倍。”社法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不少委员表示，通过界别小组设选题搞活动，形式更加灵活，选题指向性更加明确。一方面委员们在活动中能够深入了解界别的呼声和诉求，另一方面，委员之间也可以积极交流、集思广益，最终形成高质量的提案。
特色活动
品牌的溢出效应
按照市政协对于专委会及其组成人员的划分，社法委涵盖了工会界、妇联界、共青团界、社会福利和保障界、青年联合会界共77位委员。但是，社法委7个工作小组一共有154名委员，超过了社法委的人数上限。
“另外77名委员都是‘外援’，是自愿加入到工作小组中的政协委员。”社法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原来，在每届政协的第一次全会期间，除了按程序划分专委会和委员组成之外，新老委员都需要填写一份专委会活动选择的志愿，方便专委会组织活动。今年有100多位委员报名参加社法委活动。“偏听则暗，兼听则明。每个组不能只是一个界别或领域的专家，例如法律工作小组，涉及的课题研究就涵盖法律、社会保障、社会法制等多个领域，需要不同的专家或学者来支撑工作。大家都希望能够听到各种声音，博采众长。”
除了自愿加入之外，吸引如此之多的“外援”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特色活动数量丰富，可选择性高。在十一届市政协专委会活动统计中，社法委以平均每年110项活动位列第一，占到了活动总量的六分之一。今年上半年，社法委已经开展了55次活动，平均每个月9次。
正是扎实的基础工作，让社法委提出的为女性提供免费乳腺癌筛查服务、加快推进企业工资集体协商立法等建议案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肯定和采纳。特别是2011年由工会界提出的界别提案——关于制定北京市职工最低工资管理条例的建议，如今，许多具体建议已落到实处，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已由2010年初的每月800元提高到2013年的每月1400元，企业一线职工收入水平也得到相应提高。
这些引起广泛社会反响的建议案一方面打响了社法委界别活动品牌，同时，又进一步提升了委员的荣誉感、责任感和履职积极性，形成了良性互动。可以说，品牌活动的溢出效应已经初显。
6次政协全会界别提案分析
据统计，从2008年至今，6次市政协全会共收到37件界别提案，社法委下属的妇联界和工会界一共提出了19件，占据了界别提案的半壁江山。（刘可）
记者手记
在精准服务中提升委员履职效果
委员主体作用的发挥，直接关系着履职效果。而主体作用的基础则是委员的界别意识。对委员来说，所谓“界别意识”，表现在积极参加本界别活动，认真听取和反映本界别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为维护本界别群众的正当权益献计出力等等。
增强界别意识提升履职效果，需要不断创新方式方法。不仅要有“一盘棋”，也要有“小快灵”。建立界别召集人制度正是精准化服务从量变走向质变的关键步伐，是在创新道路上的又一次深入实践和探索前行。
从已有的实践中可以看到，召集人制度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召集人本身就是界别代表，对本界别的诉求有着直观的体会和理解，能够设计开展更加贴近本界别的活动来激发委员的积极性。其次，召集人还能够代表市政协组织引导各界别委员开展形式多样的单独或联合行动。另外，他们能代表界别与市政协领导、各专委会进行对话，直接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
可以预见，市政协设立界别召集人制度，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在探索中不断完善，将形成以精准服务促委员履职，以高水平履职助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的良性循环，可谓多赢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