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在发生重大的转向，转向乡村振兴。由此，乡村的物业，乡村的资源型资产的开发，将会构成吸纳投资的第三资产池，有力地支撑国家经济向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做战略转型。”在5月26日举行的“2022新京智库春季峰会”，著名三农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说道。
著名三农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
三重压力背后的战略转型
2022年的第一个季度结束，区域冲突、新冠疫情的影响仍在持续，经济发展的压力仍未缓解，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
“除了三重压力，还有一个很少被分析人士关注的因素，即在2020年我国已经提出的国家发展战略转型。”温铁军说，“这个重大转型，就是从原来深入融入全球化、主要依靠进出口的外向型经济拉动经济的增长，转向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事实上，这一战略转型在2018年贸易争端以来已经初见端倪，来自外部的挑战，直接影响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从2018年至2022年，部分西方国家敌视并且排斥中国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仍然寄希望于原来的发展方式，继续追求加工贸易为主的外向型经济高增长，必然是高风险的。”
除了国际因素之外，国内发展模式的转变，也是战略转型成本暴露的原因之一，温铁军说，“以前是出口导向的生产模式，使经济发达地区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但实际上，这些发达地区连本省的欠发达地区都难以带动，和国内的设备制造业、上游的重工业等连接不深。最终，我国的钢铁、石油、化工等工业，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向全球出口而生产。在客观上，给资源环境带来了沉重负担。这种以单纯gdp为目标的粗放数量型增长，本就难以持续，必然要调整，客观上也已经造成调整成本。”
经济下行在战略转型的成本之中
据此看，从去年到今年国内经济下行的背后，国际形势恶化的影响，国内战略调整的转型成本，无疑都是经济下行的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低增长主要是受到了短期政策的影响，但我认为，还是要尊重客观事实，以比较平和的心态去看待2022年初的经济下行现象，其实际原因，更主要的，可能还是要考虑发展战略的调整成本。”温铁军表示，“除了国际因素之外，战略调整本身应该是在预期的成本之中。”
但调整并不容易，温铁军解释，“其实，早在2003年就提出科学发展观，放弃单纯追求gdp的增长目标，转为可持续、包容性的发展，企业也要转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但实际上，就在2003年，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成为世界第一，大量的外国制造业进入中国。客观上导致了中国进一步深度融入全球化，而且主要为跨国公司做大量的中间品的生产。这一过程中，形成各种不同的内外利益交错连接的关系，这也是多年后仍然没有完成调整的原因之一。”
2018年后，国际国内从生产过剩向资本过剩的变化加剧，温铁军认为，这也是战略调整得以加快因素之一，“所以我们判断经济下滑是长期问题演变而成，尤其不能简单归结于近期政策调整本身的问题，而是要看到战略调整的难度，已经显露出的调整矛盾，以及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是否得以进行的体制原因。”
二十年中的两大资产池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紧急启动国债投资拉动经济的方式，温铁军认为，这一举措是一次明显的逆周期调节，客观上打造了基本建设这个第一资产池。
“无论是当年提出的西部大开发、天然林保护造林种草，还是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抑或是后来提出的中部崛起，都相当于把过去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矛盾，用国债投资的方式适当化解，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到新世纪初，大约十年的时间，投入了九万亿左右的投资。”温铁军介绍，“这些投资在客观上不仅拉动了国内经济增长，而且留下了巨大的水电路气、机场码头、三纵两横高速公路网，这些基建财产相当于形成了第一资产池。”
在十多年的时间中，由于这些基础设施资产遍及沿海地区和各大城市，温铁军说，“这一现象，客观上奠定了第二资产池的条件，也就是房地产发展的基础。与之同期的跨周期调节是在2005年，国家明确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国家八大战略之首，提出国债投资要适当转向，针对城乡发展的不平衡现象，增强乡村投资。”
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影响了这一战略的实现，“中国尽管想要改变城乡不平衡发展的格局，但是在全球危机影响下，不得不紧急追加四万亿投资去救沿海的外向型经济，客观上使得沿海和大城市，有了进一步发展房地产的条件，于是在2010年之后，中国进入了以房地产作为第二资金池吸纳大规模投资的客观结构。”
当前应适时打造第三资产池
从2010年到2020年，中国的房地产爆发式增长，“短短十年中，中国造了世界最多的房子，用了最多的水泥钢筋和大量的原材料，这一方面使中国保持了高增长，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房地产的相对过剩。”温铁军说，“当房产从生活必需的消费品转为投资品之后，派生出了另外一个作用，即吸纳了大量的流动性，这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极为深远。”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是否也会因此转向？温铁军认为，这个转向是生态文明大战略下的乡村振兴。
“乡村的物业和资源型资产的开发，将会构成第三资产池，有力地支撑国家经济向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做战略转型。”温铁军说，“乡村振兴要更加关注生态产业化，这跟以前想象的，把农村土地集中起来搞一个连片的、规模化的大农业完全不一样。今后中国将会把乡村振兴作为国家生态文明战略的基础领域，带动城乡融合，推动各个方面的社会投资进入县域经济，同时推动农村的三变改革，让农民得到长期财产性收入。”
和已经开发多年的城市不同，温铁军认为，乡村在“生态资本深化”方面拥有相当大的潜力。“当然，最为重要的是，如何让农民在空间生态资源价值化的一次分配领域中，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利益，只有更完善地保障农民的权益，让他们有长期分享财产性收入的能力，他们才能为下一个一百年中共同富裕的大目标，主动推进乡村的生态化发展。”
“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在发生重大的转向，转向乡村振兴。由此，乡村的物业，乡村的资源型资产的开发，将会构成吸纳投资的第三资产池，有力地支撑国家经济向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做战略转型。”在5月26日举行的“2022新京智库春季峰会”，著名三农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说道。
著名三农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
三重压力背后的战略转型
2022年的第一个季度结束，区域冲突、新冠疫情的影响仍在持续，经济发展的压力仍未缓解，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
“除了三重压力，还有一个很少被分析人士关注的因素，即在2020年我国已经提出的国家发展战略转型。”温铁军说，“这个重大转型，就是从原来深入融入全球化、主要依靠进出口的外向型经济拉动经济的增长，转向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事实上，这一战略转型在2018年贸易争端以来已经初见端倪，来自外部的挑战，直接影响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从2018年至2022年，部分西方国家敌视并且排斥中国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仍然寄希望于原来的发展方式，继续追求加工贸易为主的外向型经济高增长，必然是高风险的。”
除了国际因素之外，国内发展模式的转变，也是战略转型成本暴露的原因之一，温铁军说，“以前是出口导向的生产模式，使经济发达地区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但实际上，这些发达地区连本省的欠发达地区都难以带动，和国内的设备制造业、上游的重工业等连接不深。最终，我国的钢铁、石油、化工等工业，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向全球出口而生产。在客观上，给资源环境带来了沉重负担。这种以单纯gdp为目标的粗放数量型增长，本就难以持续，必然要调整，客观上也已经造成调整成本。”
经济下行在战略转型的成本之中
据此看，从去年到今年国内经济下行的背后，国际形势恶化的影响，国内战略调整的转型成本，无疑都是经济下行的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低增长主要是受到了短期政策的影响，但我认为，还是要尊重客观事实，以比较平和的心态去看待2022年初的经济下行现象，其实际原因，更主要的，可能还是要考虑发展战略的调整成本。”温铁军表示，“除了国际因素之外，战略调整本身应该是在预期的成本之中。”
但调整并不容易，温铁军解释，“其实，早在2003年就提出科学发展观，放弃单纯追求gdp的增长目标，转为可持续、包容性的发展，企业也要转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但实际上，就在2003年，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成为世界第一，大量的外国制造业进入中国。客观上导致了中国进一步深度融入全球化，而且主要为跨国公司做大量的中间品的生产。这一过程中，形成各种不同的内外利益交错连接的关系，这也是多年后仍然没有完成调整的原因之一。”
2018年后，国际国内从生产过剩向资本过剩的变化加剧，温铁军认为，这也是战略调整得以加快因素之一，“所以我们判断经济下滑是长期问题演变而成，尤其不能简单归结于近期政策调整本身的问题，而是要看到战略调整的难度，已经显露出的调整矛盾，以及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是否得以进行的体制原因。”
二十年中的两大资产池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紧急启动国债投资拉动经济的方式，温铁军认为，这一举措是一次明显的逆周期调节，客观上打造了基本建设这个第一资产池。
“无论是当年提出的西部大开发、天然林保护造林种草，还是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抑或是后来提出的中部崛起，都相当于把过去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矛盾，用国债投资的方式适当化解，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到新世纪初，大约十年的时间，投入了九万亿左右的投资。”温铁军介绍，“这些投资在客观上不仅拉动了国内经济增长，而且留下了巨大的水电路气、机场码头、三纵两横高速公路网，这些基建财产相当于形成了第一资产池。”
在十多年的时间中，由于这些基础设施资产遍及沿海地区和各大城市，温铁军说，“这一现象，客观上奠定了第二资产池的条件，也就是房地产发展的基础。与之同期的跨周期调节是在2005年，国家明确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国家八大战略之首，提出国债投资要适当转向，针对城乡发展的不平衡现象，增强乡村投资。”
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影响了这一战略的实现，“中国尽管想要改变城乡不平衡发展的格局，但是在全球危机影响下，不得不紧急追加四万亿投资去救沿海的外向型经济，客观上使得沿海和大城市，有了进一步发展房地产的条件，于是在2010年之后，中国进入了以房地产作为第二资金池吸纳大规模投资的客观结构。”
当前应适时打造第三资产池
从2010年到2020年，中国的房地产爆发式增长，“短短十年中，中国造了世界最多的房子，用了最多的水泥钢筋和大量的原材料，这一方面使中国保持了高增长，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房地产的相对过剩。”温铁军说，“当房产从生活必需的消费品转为投资品之后，派生出了另外一个作用，即吸纳了大量的流动性，这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极为深远。”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是否也会因此转向？温铁军认为，这个转向是生态文明大战略下的乡村振兴。
“乡村的物业和资源型资产的开发，将会构成第三资产池，有力地支撑国家经济向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做战略转型。”温铁军说，“乡村振兴要更加关注生态产业化，这跟以前想象的，把农村土地集中起来搞一个连片的、规模化的大农业完全不一样。今后中国将会把乡村振兴作为国家生态文明战略的基础领域，带动城乡融合，推动各个方面的社会投资进入县域经济，同时推动农村的三变改革，让农民得到长期财产性收入。”
和已经开发多年的城市不同，温铁军认为，乡村在“生态资本深化”方面拥有相当大的潜力。“当然，最为重要的是，如何让农民在空间生态资源价值化的一次分配领域中，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利益，只有更完善地保障农民的权益，让他们有长期分享财产性收入的能力，他们才能为下一个一百年中共同富裕的大目标，主动推进乡村的生态化发展。”